孙志毅/图文

母亲的老屋要拆迁了，那个我曾生活了十九年的老院要拆迁了，我那记忆中逼仄的老街和古朴的老城都要在地球上消失了。老屋的交割手续已了，但母亲迟迟不想搬家，一天天地拖延着，为此找了许多借口：天气、时辰、吉日、人手……其中的原因谁也明白：母亲是留恋这个住了五十年的老屋、老院、老街。

说不尽的五味杂陈、道不尽的欲说还休。

（一）老街和老城

丰镇是我的故乡，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我生活了二十四年，其中十九年在城里，五年在乡下。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丰镇地处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带，南以长城为界与晋北相接，距大同不足百里，北连草原纵深之处，自古为胡汉交通、兵家血刃之地。早在清雍正十三年（年）就设行政建制,乾隆十五年设丰镇厅，被称为“口外十二厅”之一。民国三年改厅设县。五十年代初期，一度成为绥蒙合并后的省政府所在地。

丰镇是个有着厚实年轮的塞外老城，曾经是口外的皮毛集散地，是走西口流民的第一个歇脚地，是一个由移民开发的城池，所以她明显地带着母体（晋文化）的基因：饮食起居、建筑格局、婚丧取嫁、口音腔调无不如此。

小城有弯弯曲曲的小巷，光留下的街名就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顺城街、通顺桥、五龙街、平安街、庆喜桥、芦官巷、人市。南门街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上面留下深深的车辙，你仿佛能听到木轮车碾过石板路的嘎吱嘎吱声和车把式潇洒的响鞭……

小城有密密匝匝的四合院，与北京的并无两样：垂花门、石鼓门墩、照壁、砖雕、泰山石敢当、栓马桩、镂空的木门楼。湛蓝的天空下，一群鸽子从灰瓦错落的院落飞过，天空便流过悦耳的哨声……在北大场面街有一个门楼，上书“大夫第”三个字，“文革”中被凿掉了，至今还能从高高的院墙和残留的砖雕，依稀看出当年的不凡。是附庸风雅？还是当年确实出过举人、进士之类的人物？后因查阅《绥远通志稿》才知，确实出过三个状元，七个举人。

呜呼！当年的主人是谁？他们的后人哪里去了？不得而知。

小城有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火神庙、城隍庙、龙王庙、华严寺，有类似钟鼓楼的南阁、西阁，有牌楼，有水阁凉亭……

小城有南北两个基督教堂。“南洋堂”曾经有个被称作“徐师娘”的传教士，她既传教，也给人用西医的方式看病，父亲年轻时曾在那里看过烧伤。童年时我还见到虽破败但还能见出旧时模样：狭长的走廊、彩色的地板和彩色玻璃……“文革”前变成了南园子的磨坊。而“北洋堂”曾是电信局的机房。

小城有城门城墙，东门之外就是那条一直流到桑干河的饮马河。我不知道那个文人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如今老百姓只知道她叫“东河湾”……

上述这些，五十年代还存在于人们的视野里而不是记忆中。我在二十多年中，走了内蒙古六七十个旗县，像丰镇这样有老屋老街遗迹的极为罕见。

从五十年代起，小城就変成一个羸弱的、疲惫的、倒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母亲。

先是聚族而居的四合院“充公”，分给了无房的老百姓，变成了大杂院。随着生口日繁，大杂院变成了“贫民窟”；“文革”中更是雪上加霜，凡是包含文化的东西一律视为“四旧”，照壁被砸了，造型各异的屋脊、马头墙、门墩全被破坏，无一幸免。

满清光绪年间知县章同修的石板路被撬起变成了小石子，“军管会”说是要修柏油马路。可丰镇城外边遍地都是玄武岩啊，根本无须破坏城里的路。石板路变成了泥土路；文庙、水阁凉亭、武庙和老爷庙街的牌楼就是那年月拆的。不知什么原因，只在县一中院里保留下了一个南阁（仅是寺庙的一个钟楼而已）。

马路越垫越高，昔日的高门大户也被日渐增高的土马路逼到地平线下；传统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有上水而无下水，马路便成了垃圾场和厕所，臭气熏天，无人问津。古老高贵的门楼坍塌了，青砖灰瓦的院落里，到处是低矮的、粗陋不堪的小凉房，如同一件原本华丽的旧袍子补了无数块粗布补丁。

小城演变成名副其实的贫民窟、棚户区和吃“低保”者的聚居区。

这些年随着岁齿日增，思乡之情一日浓似一年，回乡次数虽不少，但始终看不见童年的色彩、闻不到童年的味道、听不见童年的声音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故乡不是那个故乡了。难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力特说“一个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呢。

丰镇，你还是我的故乡吗？

（二）大杂院

大杂院是个群居性的部落。生存在这个逼仄的空间的，多为下层百姓，我家老院十三户人家，最高职位的不过是公社书记，最有文化的是小学教师夫妇。大杂院是个利弊相伴的空间，其利在安全感，东西南北屋，面面相觑，一家来客，全院知道，六十年代前基本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也利在邻里间的相助，不用担心没黄瓜就拌不成凉菜，婚丧娶嫁，全院忙碌，一家生病，全院问安。绝不像楼房邻里的“老死不相往来”。其弊也在距离太近，利害相交。张家的凉房挡了李家的视线，一顿混吵；王家的顽童打了赵家的玻璃，几度纠缠。最为严重的是蜗居于大杂院形成的“小市民心理”，诸如“怕人富，笑人贫”（小人的卑琐心态），落井下石、乘风扬沙（扶胜不扶败的“助强心理”）、“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窥探欲）、听见风就是雨（易传播谣言和产生暴民行为），孔子主张的“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在我生长的大杂院基本做不到。所以，我的故乡又有“隔壁高打墙，亲戚远离乡”的古训。

（三）惜也？痛也？无奈也？

郭雨桥先生说：古人的东西大都是“文物”，今人做得东西大半只是“物”而已，少“文”。此言极是！

我们的先人，即使是在混沌初开之时，也要追求“物”与“文”的统一，那陶罐上的花纹，那刀剑上的雕刻，无不渗透着祖先对生活的热爱和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物品，不仅要有“使用价值”，还力求有“审美价值”或曰“文化价值”。为什么要有“文化价值”呢？大约就是《易经》中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文”的“物”，不仅因为看起来美，更重要的是有“教化”的功能：让人收敛行为，让人延续文脉，让人绅士，让人生敬畏之心。简陋，就让人粗鄙；粗糙，则让人轻漫。

老城的建筑，不仅是为了居住的，也是为了观赏把玩的；老城的街巷没有政府的规划，纯属自然形成，但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总感觉有一种古老的血脉在流动。这其中的“潜规则”是什么？是否存在一群先人对文化的敬畏和对传统的皈依？今天，这些还有吗？有的是“长官意志”，是一哄而起，是“给长城贴瓷砖”式的“举措”。

无文化，无品味，无内涵，有“物”无“文”自在其中。我们还能说什么短长？

如今即便是一个残破的老城也要消失了，老街尘土飞扬，老院栖栖遑遑，不少老屋已掀掉了顶，露出了在那里已经立了一二百多年的柱子和梁以及“文革”中留下的标语。小巷里搬家的、骂大街的、双目无神，呆若木鸡的。不由人想起《诗经》上的句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别以为今人在所有的领域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倒是应该想一想，从哪年哪月始，我们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我们能否也像欧洲那样，像尊敬父母一样尊重前人的创造，不是以“现代化”之名一拆了之。像丰镇这样的老城，我们能不能在过去和现代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让文脉不断，薪火相传？应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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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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