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天，农历二月中，天气依然很冷，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从北京回到村里。

红贵帮我收拾屋子，一冬天没住人，屋子冷得就像个冰窖。炕沿下面有个放烟筒的洞，像咧开的嘴，露着个黑窟窿。地上三块半截的砖头，成品字状，中间散落着炉灰，取暖的小火炉不见了。

“我的炉子哪去了？”我问红贵。我不在的时候，门钥匙都是交给他。红贵是我的邻居，又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二后生队长借给宝莲了，你取回来就行了。

宝莲、宝驴姐弟是孤儿，他们的父亲徐之荣是个大烟鬼，得了痨病（肺结核），还传染给了他老婆，就在我们插队的第二年秋天，先后去世了。剩下这姐弟俩相依为命，是我们村真正的“五保户”。

房子收拾差不多了，太阳还没落山，趁天亮，我就到宝莲家去要我的小火炉。我每次从北京回来，都要带两斤水果糖，自己吃，也给孩子们，算是见面礼，我抓了一把水果糖放到裤兜里。

宝莲家里很暗，朝南的窗户，只剩一块玻璃，大部分糊着窗户纸。小火炉烧得正欢，炉子上座着一个黑铁壶，水开了，冒着蒸汽，滋滋地响着。下面的炉灰洞里红红的，放了几个山药蛋。宝驴见我进来了，高兴的叫了一声“哥”，让我吃烤山药蛋。

宝驴经常到我家去玩，他本来是个特别淘的孩子，但父母去世后，变得不爱说话了。他到我家，就跟在自己家里似的。我问他什么，他也只是点头或摇头，像个小哑巴，我们相处挺随意，也算忘年交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更何况她们又早早成了孤儿。宝莲嘴甜，比她大的，都叫哥哥，再大些的就叫叔叔、婶婶。她大约十三四岁，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瘦削的脸上就那两个大眼睛，特别鲜明。宝莲见我来了，一脸的紧张，说，冰生哥哥回来了，咋不说给我呢。你的炉子，是二后生哥哥让我们先用着，你回来就给你送过去。

我无语，看着这姐弟俩，我想起她们的父母。

第一次见到徐之荣，是在68年的冬天，上午天气晴朗，我挑水从村中走过。三个老汉靠墙根晒太阳，一个撩开衣襟捉虱子，另一个翻开裤腰找虮子，找到了就用两个大拇指甲对住一挤，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还有一个离他俩两三米远，瘪嘴，面黄肌瘦，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晒太阳，像个死人。我走到他跟前停住，他慢慢睁开眼，眯缝着看我。就像我看他一样，充满了好奇。他看上去像个老头，其实那一年他最多四十岁。

他突然说话了：“你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哥哥。”第一次听一个老头管我叫“哥哥”。我忍不住笑了，真够逗的，你眼睛没毛病吧。他也不生气，不紧不慢地说，我认识你，北京娃都是好后生。紧接着就说，你有没有止疼片？我浑身难受呢。

看他那个惨样，我水都没担，回家拿了止疼片就给他送去。他接过止疼片露出了笑容，张开嘴，里面竟一颗牙都没有了。他扯开药包，却不吃，而是拿出一张用报纸裁好的纸条，捏了一小撮烟叶撒匀了，把止疼片捏碎了卷在烟卷里面，点着了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憋着气，也不吐烟，好像喝凉水，把那口烟全都吞到肚子里了。片刻才睁开眼，看着我说，小侉子，救命呢。这是我和徐之荣的第一次交往。

后来聊天才知道，他是个抽大烟的“受益者”。因为抽大烟败了家，土改时划了个贫农。说起抽大烟，老徐两眼放光，他说，要是有烟土，他也不会病成这个样子。不管多难受，只要吃上一口就没事了。因为很多人身上都有虱子，所以有人说，虱子是从人身上“生”出来的，他们开玩笑，皇帝身上还长两个“御虱子”呢。可是老徐身上就一个虱子都不长，他以此证明抽大烟的好处。后来我听医生说，抽大烟的人血液里有毒，虱子吃他的血都活不了，老徐的歪理还是有依据的。

徐之荣的老婆叫郭毛眼，长得挺漂亮，这从宝莲的俊模样可以看出来，可惜嫁了个烟鬼，生了两个孩子，被传上了痨病。老徐死后没多久，她也跟着去了。

宝莲家收拾的挺干净，后炕有两个褪色的半截木柜。上面放了两卷铺盖，一盘大炕光光的，有一个小炕桌，炕席旧的都发亮了，还有两处打了补丁。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宝莲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碎花棉袄。宝驴穿着黑棉袄，外面还套着一个羊皮坎肩，小脸红红的。

宝驴似乎猜到了我的来意，绷着小脸不说话，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个受了惊吓的小鹿，长睫毛扑闪扑闪的，透着紧张。我掏了几块糖给他，他一反常态的拒绝了，我只好放在灶台上。

宝莲还要跟我解释：“冰生哥哥……”

我忙摆手说，我不是来拿炉子的，你们用吧。

说完，我逃跑似的转身就走……

（未完待续）

作者：冰山，原名，薛滨生。年出生于哈尔滨。北京一中，67届初中毕业，68年上山下乡，到内蒙古丰镇市黑土台镇插队。做过工，下过海。曾经有个文学梦，现居家养老梦想成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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