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年），主要是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关键词：明长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北边防御体系

一、石刻调查与碑文解读

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的时候，对位于丰镇市隆盛庄镇兰家沟村东北1.4千米处双台山西北坡上的一块石刻作了调查[1]。该石刻刻于双台山上一块较大的岩石向阳一面，雕刻手法为阴刻，主体文字外侧刻有两周围框，外围围框宽1.1米、高0.95米，内围围框宽1米、高0.85米。围框上部自右向左刻有“□记”两字，围框内刻有56个字，自右向左竖排，每排7个字，共分为8排。由于岩石本身不够坚硬，属砂质岩，密度疏松，历经多年风雨侵蚀，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刻文的内容仍可大致辨读，具体文字内容如下：

□记」大明洪武贰拾玖」年歲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揮使司建築」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長贰千捌拾」捌丈□□壹拾壹」里陸□煙墩三座」

在整个石刻中，有四个字的字迹已难以辨认，但并不影响对全文的释读，可句读并将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如下：

□记：大明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修筑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长二千八十八丈，□□一十一里六，□烟墩三座。

通过该石刻文字的句读，分条作如下释读；其一，顶头“□记”二字，缺失的第一个字可解为“题”，即石刻题记；其二，石刻刻于明初洪武二十九年，为西历公元年，可定名为“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四月甲寅吉日”推算为阴历四月二十七日[2]；其三，当时修筑这段隘口的军事机构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隘口应指长城墙体，石刻北40米处分布着明长城大边兰家沟长城2段[3]；其四，隘口长丈，按照普遍认为的明营造尺为现代0.32米的算法[4]，丈可折合为.6米，表明当时修筑了.6米长的长城墙体，这段墙体当为兰家沟长城2段及其前后分布于隆盛庄镇周边冲击平原上的明长城大边；其五，明代1里等于丈，刻文中的“一十一里六”恰等于丈，“一十一里六”前面的两个不可辨识字可能为“折合”或与其具有相似之意的名词；其五，“□烟墩三座”指的是还同时修筑了三座烽火台，隆盛庄镇周围的这段明长城墙体上只建有一座敌台，墙体南侧分布有数座烽火台，双台山之名即当来自于烽火台。

乌兰察布-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东端起点与晋蒙交界处的明长城二边相接，相接点位于兴和县店子镇南口村西北1.8千米处，大致为东北-西南走向，先后在乌兰察布市和呼和浩特市穿过兴和县、丰镇市、凉城县、和林格尔县和清水河县，经行近公里，延伸至清水河县的五道峁村附近，长城墙体消失，代之的是一系列的烽火台遗迹，向西南延伸至晋蒙交界处的老牛湾地区。

总体来看，这段长城保存程度很差，墙体坍塌严重，石块散落于山脊线上，部分地段有石砌痕迹，墙体平均高2-3米，宽1-2米。有些地段已经消失，或仅留有土垅或石垅痕迹，构筑方式也较为简单，多为黄土堆筑或毛石干垒，附属设施很少。很多地段墙体早已消失，只在地面上有零星的痕迹。长城墙体上多建有敌台，墙体沿线分布有烽火台。

二、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由该石刻题记所记载的内容，可进一步引申到明初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转变过程。

晋北地区自古以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接触、交流和融合极为频繁的重要地区，其政治、军事和地理位置历来非常重要。“山西古冀州地，太行峙其左，黄河绕其右，五原错落，四塞森罗，盖天险之国也”[5]，“自昔华夷互争之区，而在我朝为京师陵寝右翼，尤称要害，迄今遂为雄镇焉……本镇临极边，虏疾驰辄突至城下”。[6]晋蒙交界区地处明与北元对峙的前沿，大同地区“川原平衍，虏易长驱”[7]，明朝军队在此排兵布阵非常困难，往往难以抵御北元势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无论蒙古军队往南还是往东进攻，均可直接威胁到明廷腹里和京师地区。因此，防御体系的建设尤为重要，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修筑万里长城，并在沿边设置都司卫所。

洪武六年（年），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诏诸王近塞者，每岁秋，勒兵巡边”[8]，实行宗王出镇与大将巡边备御制度，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明代在地方实行军事、政治、监察三权分立原则，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地方的军事、行政和监察事务。洪武四年（年）设立大同卫都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年）改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9]，管辖山西北部包括今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一带的边防，因此本段长城的修建自然归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所辖地区直接与北元势力接触，是明前期防御北边最重要的都司卫所之一。

洪武四年修筑了东胜卫[10]，“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11]。洪武五年（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率领大军兵分三路北征，意在彻底击败北元势力，“永清沙漠”，但是事与愿违，徐达和李文忠率领的中路和东路两军均遭惨败，只有冯胜的西路军获胜于甘肃亦集乃地区，但打击的也并非北元主力。北元势力趁机反攻，致使故元宣宁县（今内蒙古凉城县麦胡图乡淤泥滩古城）、云内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断头山（在今内蒙古卓资县一带的大青山中）及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双河镇西北东沙岗的城圐圙古城）等地再次被北元势力控制，明廷不得不撤销东胜卫，并将整个防线南缩。

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对北边防御的不断经略，明朝国力恢复，具备了再次出击北元的条件和时机。洪武二十年（年）、二十一年（年），明朝大将冯胜、蓝玉先后迫降北元丞相纳哈出，击败脱古思帖木儿汗。自此，北元势力远遁，明朝防线再次向北推进，为巩固胜利成果，开始重新构筑防御体系。

明朝在继续完善宗王出镇制度的基础上，开始在北边驻兵防守，并大规模设置卫所。洪武二十三年（年），朱元璋把北征的骑兵留在开平、兴和和兴州几个据点驻守：

“今上留征进马军於上都，或兴和、兴州，相度便益，令都督、都指挥总率屯驻，常往来阅视，其公侯悉遣还京。”[12]

洪武后期北边防御线以开平卫为中心，以东地区有：洪武二十年设置大宁都司，并置大宁卫，次年大宁都司改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并陆续设置新城卫、富峪卫、会州卫、榆木卫、全宁卫等。洪武二十二年（年）五月，“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13]。开平以西地区有：洪武二十五年（年）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14]。洪武二十六年（年）二月，明朝政府“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15]

驻兵防守、设置卫所只是防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据点，还需要将这些据点连成一条线，以实现点线综合型防御，因此便开始修筑长城防御工事，本文所述这条乌兰察布-呼和浩特段长城便应运而生。根据石刻题记分析，石刻附近的部分墙体修建时间为洪武二十九年，但这段长城长近公里，可能不会在一年时间内建成。题记落款是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前文提及，山西行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八年，但不应据此认为这是修建长城的时间上限，因为洪武五年的岭北惨败致使明朝在洪武二十年之前丧失了对此地的实际控制权，洪武二十年以后才有可能在此处修建长城。因此，其上限不会早于洪武二十年。至于其下限，应是洪武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因建文元年（年）建文帝即位伊始便开始实行削藩，以致引起燕王朱棣“靖难之役”，无暇顾及北边防御建设，因此其下限不会晚于洪武三十一年（年）。修建这段长城与建立东胜、云川诸卫的时间相隔较近，说明为同一时间内修建的一整套防御体系。

洪武二十六年所建的镇朔卫（在今山西左云县）、定边卫（在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云川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红城古城）、玉林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镇虏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高山卫（在今山西大同市高山镇），都位于这条长城之南，以这些新设立的前哨阵地的卫城为据点，以这段长城为防御线，共同构成了一道完整的点、线结合的综合型防御体系。

洪武三十年（年），朱元璋在对以宁王、辽王等诸王关于各据沿边草场放牧的问题进行指示的时候，论述了北边防御体系建设的成就：

“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绿江，又北去不止几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北，又东至山海卫外，凡军民屯种田地，不许牧放孳畜，……”。[16]

这是关于明洪武朝北边防御体系的总结。根据当时明与北元对峙格局形势分析，明朝势力实际所能控制的外围最北地区，自东向西应该是辽东广宁地区和大宁卫，迤西通过开平东路驿站，连接开平卫，再通过西路驿站，连接独石口和兴和，再向西便与这段明长城及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北部沿边卫所相接，直至河套东胜卫地带，并与陕西北部、宁夏、甘肃相连通。东北地区的兀良哈三卫、全宁卫等均属于羁縻卫所，任命降明的蒙古首领为卫所长官，用以笼络北元一些部落，不在明朝有效的控制区内。这是北边防御体系的外围地区，也是洪武末期明与北元的基本疆界。那么，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境内的明长城大边一线，在实际上便充当了防御工事和明与北元疆界的双重作用，其东接开平卫、兴和守御千户所，西联东胜卫。此外，在山西、北平、辽东一带，明朝又建设了内边防御带，即以雁门关为中心，向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雁门关以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古北口，又东至山海卫一带，为内边防御地区，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以后开始建设，至洪武末年也完具规模。[17]

永乐年间，因明朝军事实力有所下降，难以有效控制今内蒙古地区，永乐元年（年），诸卫均徙至内地，卫城遂废。“后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边墙”[18]，北边防线全面南撤，并逐渐修筑了今天作为晋蒙省界线的新的长城，以此为依托，逐步建立了九边重镇[19]，今内蒙古地区“弃为虏地”，逐渐变成了蒙古部落的驻牧地，这条长城的作用也逐渐减弱，文献中关于其是否继续沿用，并无明确记载，后世有“极边”、“外边”的称呼，或可指这条长城。通过实地调查可知，这条长城当时为一次性建成，并无修缮或补筑的痕迹，相对于晋蒙交界处的明长城二边来说，这条长城保存很差，许多地段均已消失。晋蒙交界处的明长城二边由于修建较晚，且后世不断增修、补筑，长城本体及其附属设施、相关遗存极为丰富，保存较好，与这条长城形成鲜明对照。

余论

尽管关于这条长城的史料记载很少，但还是有一些论述，例如：“北去镇城（按：镇城即大同城）九十里，旧为二边；又九十里，为大边，各墙堡联络以限边夷”[20]。北去镇城九十里的“二边”为现在晋蒙交界处的明长城二边，又九十里的“大边”即为石刻题记所记长城。

雍正二年（年）,山西巡抚诺岷在向雍正皇帝上报的奏折中提到了本段长城：

“据闻杀虎口外又一层边墙，曰二道边。此墙与内界有间隔，北段窄，南段甚宽，有七十、八十里，其长自杀虎口直通黄河，约有三百里。于该地方，有公主下人耕田建房以居。古人在口外又筑此一层墙，不可谓无有缘故，必有关系。臣行抵杀虎口后，亲出详看，作何办理之处，待深议毕，与兼管卫所之事，一并具奏”。[21]

文中所称“公主”为和硕恪靖公主，其时公主居住在归化城，山西巡抚诺岷考察这段长城，部分出于保护恪靖公主安全的考虑。其中所称之“二道边”即为本文所说的这段长城，“内界”为晋蒙交界处的长城，据调查，两段长城在凉城县、和林格尔县一带相距较近，杀虎口最近处的距离仅2公里左右，清水河县一带相距较远，与文中所称“七十、八十里”基本吻合。

这段长城因保存较差，极易为人忽略，但如深入研究会发现，它在明代早期的北边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与开平、东胜等重要卫所声势联络，构成了早期的防御体系，对其进行详细考察，有益于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研究，而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为我们保留了一段有关此段长城的文字记载，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对于这处石刻，以前一些考古工作者也作了调查，但均未能够全文释读。

[2]《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五，洪武二十九年夏四月记载：“夏四月戊子朔，东北方天鸣”。中国传统农历将朔日定为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因此“夏四月戊子朔”指的是四月初一，由此根据干支纪日法推算，“四月甲寅”为四月二十七日。另据《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有“洪武二十九年五月丁巳朔”的记载，据此向前推算，四月二十七日恰好为“甲寅”。

[3]兰家沟长城2段为本次长城资源调查时的长城墙体段落命名。

[4]参见陈连洛：《从大同北魏永固陵制看古代的长度单位——里》，《山西大同大学学报》年第3期。

[5](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卷三.山西镇总图说.玄览堂丛书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页.

[6](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卷二.大同镇总图说.玄览堂丛书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页.

[7](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第十七册.山西.续修四库全书本.第册.第页.

[8](清)张廷玉.明史?兵志[M].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9](清)张廷玉.明史?地理志二[M].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0](清)张廷玉.明史?地理志二[M].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1](明)魏焕.皇明九边考[M]，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页。

[12]明太祖实录[M].卷二百一.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

[13]明太祖实录[M].卷一百九.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

[14](清)张廷玉.明史?兵志三[M].卷九十一：“（洪武）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15]明太祖实录[M].卷二百二十五.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

[16]明太祖实录[M].卷二百四十九.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

[17]参见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年第4期；韦占彬《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年第4期。

[18](明)魏焕.皇明九边考[M].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页.

[19](清)张廷玉.明史?地理志一[M].卷四十：“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明史》卷九十一《兵三》：“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20](明)魏焕.明经世文编?巡边总论[M].卷二百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据平露堂刻本影印.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料理杀虎口地方事务训谕折.合肥：黄山书社..第页.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物科学研究》年第3期，作者：翟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文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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